河南玉米地被村民哄搶，特警出動維持秩序，為什么這些村民不覺得是偷

核心要點：

• 1 很多城市工商資本和金融資本，高高興興下鄉來，結果無法有效解決周邊農民偷拿和企業、農場雇的農業工人監守自盜的問題。有的農場每年損失都在百萬以上。
• 2 農民偷拿農作物是他們覺得下鄉的農場主或企業家不是本地人，是外人。農民可能也知道偷竊外來大戶的農產品是不合法的，之所以還這么做是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是偷竊。在公私觀念認知的影響下，農民更多是認為這是外來大戶用集體的地來賺錢應當給予的。
• 3 有地方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員在現場，也不能及時有效制止偷拿行為，只能拉起一道繩子，繩子的一邊可以拿，繩子另一邊不能拿。誰拿了不該拿的，就會被抓起來，殺雞儆猴。
• 4 在類似行為有可能發生的領域，一方面要嚴懲兩類人：惡意偷盜的人和惡意傳播不當信息的人；另一方面要及時制止第一個“偷拿”的人，避免相似行為的擴散。

中秋國慶假期，河南南陽迷笛音樂節農民“偷拿”事件引發廣泛關注。

這兩天，河南周口也出現城郊鄉玉米種植地被周邊村民集體哄搶的新聞。

有人覺得農民不僅法盲，而且道德素質低下，需要懲罰和教育；也有人認為不能簡單地從偷竊角度思考這個問題，還要考慮背后的思維習慣和文化觀念。

為什么有些農民覺得這些東西可以直接拿？在他們看來“偷”和“拿”有什么區別？背后反映了怎樣的思維觀念和行為邏輯？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對話三農學者（因受訪者要求，隱去學者個人信息）。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您如何看待此次迷笛音樂節上的農民偷拿事件？

三農學者：我注意到你用的詞是“偷拿”，而不是“偷竊”，一字之差，認識卻完全不一樣。我沒有親身經歷南陽迷笛節，但從媒體報道的情況來看，存在農民偷拿現象應該是不爭的事實。有人認為這是一個成規模的偷竊事件，反映出來的是南陽農民的道德素質低。如果簡單得出這樣的答案，很顯然是地域歧視的觀念在作祟。因為類似的事件，在當前中國很多的農村地區，都時有發生，并且表現在很多不同的領域。這其中體現了是鄉村社會中普遍存在著公私有別、內外有別、地方社會認同的行動倫理認知。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您說類似的事件多有發生，在您的觀察中有碰到類似事件嗎？可否展開講講？

三農學者：近些年來，在各地農村調研，時而也會遇到這樣的事件。你可能也關注過，很多城市工商資本和金融資本，都是高高興興，揣著發財的夢想到農村去流轉大規模的農地，投資農業。結果呢？過不了幾年，多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遭遇嚴重虧損而退出農村。其中，就存在一個普遍現象，外來的資本很難有效解決周邊農民偷拿和企業、農場雇的農業工人監守自盜的問題。這是造成企業或農場虧損的一個重要原因。連年虧損，每年損失都在百萬以上，沒有多少下鄉資本能夠承受得了這樣的損失，即便是有情懷的企業家，也擱不住這樣虧損啊。所以，才會出現下鄉資本的“退租潮”，連前期成本都不要了，選擇跑路。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農民偷拿農作物，和迷笛音樂節事件有區別嗎？

三農學者：區別是表面的，本質上具有一致性。農民偷拿農作物的關鍵是他們覺得下鄉的農場主或企業家不是本地人，是外人。迷笛音樂節上，農民基本上也不認識那些外地來的人，自然也不會覺得他們是自己人。有人會說，誰的東西也不該被偷??？道理是很簡單的，農民也不可能不知道，偷竊是不合法的。那他們為什么還會去偷拿呢？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是偷竊。

根據觀察，農民很少會去偷鄰居家或熟人種的農作物，而會堂而皇之地去偷拿外地人種的東西。在地方社會有一種文化認同，這些外地人種的是“我們”的土地，是“公家”的土地，自己去拿“我們的”或者說“公家”的農作物，哪能有什么問題呢？又不是拿私人的東西。尤其是在土地流轉過程中有地方政府參與的情況下，農民這種認識還會更深。

拿“公家”的東西，從法理上來講，肯定也不對，但這跟千百年來形成的農民的觀念有關。觀念這東西，一旦成為文化的一部分，就會產生很長時間段的影響，影響幾代人，影響很多人，只不過人們不一定能在生活中意識到。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這些類似行為的背后反映了農民怎樣的公私觀念以及行為邏輯？

三農學者：其實，單說農民還是有點身份歧視的味道，中國人關于公私觀念的認識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很多研究多關注到，中國人倡導崇公抑私、大公無私，認為“公”是合理的，“私”是罪惡的；同時呢，在人們的生活中，又存在比較普遍的追求私利的現象，正所謂“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崇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種充滿悖論的現象，困擾著很多人。

怎么認識這種現象呢？10多年前，有學者在江西某縣調研時，該縣縣委書記講述過這樣一個案例：

在一個社區中，有一個兒子在北京當官的老年人，因為不愿意拆除自家的空心房，無論村莊里的農民精英怎么做工作，他都不愿意妥協。后來，社區召開了村民會議，大家形成一致意見，如果這個老人不拆除空心房，將來他死了，所有村民都不能抬他“上山”安葬。土辦法很快就起效了，這個老年人不得不“服軟”。因為，在當地村民看來，這個老年人就應該為了村莊的共同利益，放棄個人的利益。否則，就會受到大家共同的“懲罰”。

拆空心房的案例，可以讓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何為農民心目中的公與私。在這里，村莊社區就是一個“公”，村莊社區的整體利益就是一個“大道理”；個體與家庭是一個“私”的單位，個體與家庭的私人、自家利益則是一個“小道理”。在地方社會里，“小道理”當然要服從“大道理”，個體和家庭不能追求私利，不能言之鑿鑿，特別是碰到社區整體利益的事情。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從您講述的這個案例看，說明農民還是“崇公抑私”，為了集體的“大道理”可以放棄個人的“小道理”？

三農學者：其實，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個所謂的“大道理”，并不一定合法合規。在城市化的進程中，就經常會碰到誓死捍衛自家房屋權利的人，政府的拆遷款滿足不了他們的訴求，就不允許拆遷，由此上演了很多故事。

因為，這個“大道理”維護的依然是私利，是村莊社區共同的“私利”，是一個集眾人之私形成的“大私”。農民在生活中不能過度追求個體和家庭的私利，但是可以理直氣壯地捍衛村莊社區的“大私”的利益，畢竟在他們看來這個“大私”的利益是“公”的、大家共同的利益。個體和家庭就應該為這個“公”的或“大私”的利益放棄私利。

這個現象困擾著很多人。比如孫中山先生曾提到：

“外國旁觀的人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個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而沒有國族主義。中國人對于家族和宗族的團結力非常大，往往因為保護宗族起見，寧肯犧牲身價性命?！?/p>

“至于說到對國家，從沒有一次極大犧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于宗族而至，還沒有擴張到國族?！?/p>

理解這種現象的關鍵是，要認識到農民的觀念和行為中存在一個“公”與“私”的分界點，站在這個邊界上向內看，為了這個群體的共同利益，既可以犧牲邊界之內一己一家之私利，也可以犧牲邊界之外的一國乃至天下的公利；在邊界之內，人際交往的邏輯是熟人的邏輯，而到了邊界之外則完全可能采取截然相反的陌生化的人際交往邏輯。

因此，這本質上來講，是一種文化的邏輯，很難簡單地用“法盲”和“道德低下”去定性。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您講的更多是一種傳統文化的邏輯，很多人難以理解的是，都2023年了，竟然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三農學者：應該看到，隨著法治建設的快速推進，農民的法律意識和法律觀念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越來越多的農民歡迎“法律下鄉”，主動去迎接“法律下鄉”，比如各種糾紛的處理上，像婚禮彩禮糾紛等。

但是，文化是長期形成的現象，在人們的觀念中根深蒂固，只要人們的生活中還會發生類似的事件，就很難完全清除這種觀念。而且，這樣的觀念的產生也并不完全是壞的事件、負面的影響。我們可能都關注到庭前調解的現象，而調解是農民長期以來主要的解決糾紛的辦法，調解依靠的就是農民類似的觀念。關鍵是要發揮觀念與文化的正面價值，避免負面作用的產生。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那怎么用文化的邏輯，理解農民的偷拿現象呢？而且是成規模的偷拿？

三農學者：關于資本下鄉遭遇到的普遍的偷拿現象，很多學者都已經關注過、解釋過。盜亦有“道”，農民并不覺得偷拿企業或農場的農作物是違法，甚至在地方、在村莊社區里，農民會以偷拿的多為榮，反而嘲笑那些不拿或拿得少的人。

當一個人、少數人偷拿的時候，可以說這是農民素質低、法盲，但是當多數人去偷拿，而且不以為恥的時候，這更多就屬于一種文化現象。正如偷拿企業或農場的農作物的現象在各地都時有發生，不能說這是一種地域現象。

在實踐中，下鄉資本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避免、最好是杜絕你說的“成規模的偷拿”，不能讓偷拿演變成社會性事件。這就要能夠及時發現并制止第一個或者說是最開始的偷拿行為。否則，就有可能演變成群體性現象。

一些學者也都觀察到一些地方出現的上百人到下鄉資本經營的土地上偷拿土豆、玉米、水果和蔬菜的現象，有些是晚上去的，有些是大白天去的。甚至有時候，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員就在現場，也不能及時有效地制止，而只能拉起一道繩子。繩子的一邊可以“拿”，繩子的另一邊則不能拿。誰“拿”了不該拿的，就會被抓起來，殺雞儆猴。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能否用這樣的邏輯解釋迷笛音樂節上的農民偷拿事件呢？

三農學者：根據相關報道，迷笛音樂節的偷拿事件，主要發生在音樂節的收尾階段?，F在，可能很難說得清楚事情發生的最初緣起，尤其誰是第一個“偷拿”的？“偷拿”是因為迷笛主辦方在最后處理余貨時，讓“偷拿”的人拿的？還是這個“偷拿”的人主動去偷的？這個“偷拿”或偷的人是怎樣向周邊的農民傳遞信息的？等等，都會使這個事情得到不同的解釋。

不過，顯然這個“第一人”的行為沒有在第一時間得到有效制止。并且，還在當地農民中得到發酵，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演變成了一個群體性行為。這個“第一人”是惡意的，還是無意的？他，以及更多的人，是如何傳遞信息的，擴大、夸張、吹噓，還是純粹是造謠等等，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值得深究。

騰訊新聞知識萬象：那么怎樣來減少、避免這樣的社會性事件的發生呢？有什么辦法沒有？

三農學者：減少、避免這樣的社會性事件，從根本上講，仍然要依靠法治建設，依靠農民傳統觀念的集體改變，依靠農民建立起對現代法律的基本認同。這是各級黨委政府和全社會需要共同努力推動的事情，是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就當下來講，在類似行為有可能發生的領域，一方面要嚴懲兩類人：惡意偷盜的人和惡意傳播不當信息的人，應該加大懲罰力度和打擊力度，從源頭上加強治理，維護法律的權威；另一方面要及時制止第一個“偷拿”的人，避免相似行為的擴散。而當事件已經處于擴散狀態時，政府及其他相關的管理者應及時澄清信息，加強正面宣傳，盡快控制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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